《红旗谱》

《红旗谱》被誉为“一部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它以断代史的形式，以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诠释中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反压迫与压迫的阶级矛盾和冲突。作者曾说过，他写作《红旗谱》主题就是要表现阶级斗争。因此《红旗谱》开篇就将激烈的阶级冲突推到读者面前。这样鲜明的主题，不仅使我们看到作者对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命运的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使我们体会到革命战争小说的创作理念和时代背景。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梁斌的《红旗谱》和欧阳山的《三家巷》(及《苦斗》等)，是对于革命“起源”的叙述。革命起源，是革命历史小说的“既定”主题之一。在一些小说中，它通过对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工农民众)投身革命的生活、心理动机的表现来实现，而在《红旗谱》等小说中，则直接描述二三十年代在乡村和城市革命运动最早的孕育、开展的情形。

据梁斌的回忆，为着写作《红旗谱》，他有过长时间的准备。在作家看来，“史诗性”地概括中国农民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和命运，需要安排相当宏阔的生活画面，和长卷式的结构。因而，小说被构思为多卷本。第一部《红旗谱》(1958)写30年代初在河北保定一带农村开展的“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师的学潮。第二部《播火记》(1963)主要写发生于1932年的高蠡暴动。第三部《烽烟图》(1983)则写抗日战争烽烟初起的斗争情况。朱老忠、严志和两家几代人的生活遭遇，是各部的主线，而这一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按时间顺序组织为各卷的中心情节。和《创业史》一样，《红旗谱》开头也有独立成章的“楔子”(《创业史》是“题叙”)，讲述主人公或其先辈曾经的奋斗：老一辈农民朱老巩和严老祥大闹柳林镇，赤膊上阵，拿铡刀拼命，朱老明对簿公堂，和地主打官司，但“都注定要失败”。这为“正文”提供了铺垫和对比：他们的后代在“接触了党，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之后，斗争终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通过这样的结构安排，小说完成了这样的叙事：“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 在《红旗谱》中，这一主题，主要通过对朱老忠等人物的“成长”来实现。对于朱老忠等，当时的评论界不仅认为是小说突出成就的标志，而且是当代文学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小说对这个人物的创造，切合了当代有关“英雄人物”创造的基本规则：一是人物在小说整体中的中心位置，另一是人物性格所包容的阶级、时代的内涵，以及完美的理想化要求。
     农民的英雄形象
   《红旗谱》成功地塑造了三代农民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横跨两个时代的农民英雄朱老忠的形象，尤其受到评论家的推崇。朱老忠具有中国农民慷慨好义、济危扶困、舍己为人的朴实品质，同时又具有强烈的阶级爱憎和斗争精神，当他寻找到革命道路后，又有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党的无限忠诚。朱老忠已不再是普通的农民英雄，经过作者锻造，已经得到升华，成为革命斗争中新农民英雄和典型人物。
    《红旗谱》对农民英雄典型的刻画，突出地体现在作者对朱老忠的创造上。朱老忠是作者向当代文学贡献的一个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农民革命英雄的艺术典型。小说开篇所写父辈的斗争，采用虎子(少年朱老忠)的视角，从而赋予朱老忠以传统的反抗性格，揭示出他是在农民斗争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他的血脉中翻滚着父辈刚毅不屈的反抗精神，他的身世中怀有着对地主阶级的血海深仇。这构成朱老忠走向革命的基础。而他走京下卫，闯荡关东的人生经历又炼就了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坦荡的胸怀、过人的胆识，使他超越了一般的农民，具备了农民英雄的性格气质。待他“扑摸”到共产党，接受了党的教育后，个人的复仇决心，便上升为阶级的革命觉悟了。如果说，在第一部中，朱老忠作为农民革命英雄的形象，还只是铺垫，那么，在高蠡暴动时，他担任红军大队长，冲锋陷阵，暴动失败后，他不向敌人低头，又投入到抗日的烽火之中，则使其革命英雄的性格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展示。作者出于对革命农民的衷心赞美，认为“对于中国农民英雄典型的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因此在小说中还写了朱老忠作为朋友，是讲信义的朋友，作为同志，是守纪律的同志，作为长辈，是知心的长辈，作为父亲，是慈爱的父亲。甚至作为丈夫，他与贵他娘夫妻生活也是“搭了十几二十年的伙计，没拌过嘴，没吵过架”，总是那么体贴如初。这种塑造英雄人物的观念，十分切合那一时期的创作观念，现在看来，显然是有些过于完美化、理想化了。
鲜明的民族风格
    作为反映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红旗谱》自然而然地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上概括以下几点：首先是内容，小说反映的锁井镇农民几代人的斗争，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所塑造的农民英雄形象，具有传统的个性与风貌，继承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慷慨激昂的反抗精神；小说以冀中平原为故事背景，充满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其次在形式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故事性很强。小说一开始就将激烈的阶级矛盾冲突呈现在读者面前，其后情节展开，更是环环相扣，波澜起伏，让读者欲罢不能；刻画人物，主要在激烈的冲突中，以人物的言行，揭示其内心波澜和性格特点；在结构上，作者借鉴古典小说章回的形式，分卷分章，故事独立成章，又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语言上，运用农村鲜活的口语，使人物语言生动、富有个性。同时叙事写景简洁明快，洋溢着浓厚的乡土韵味。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阅读视角，即从民间的角度来解读《红旗谱》，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作家说过：“只要概括了民族的和人民的生活风习、精神面貌，即使不用章回体，也仍然会成为民族形式的东西。”也就是说，所谓“民族化”，重要的不是形式而在内容。只有对自己所要描写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文化心理有了真正透彻的理解和美学上的把握，作家才有这样的自信。小说语言风格浑厚朴素，在看似有点自由散漫的叙事中，仿佛是无意地点染、绘织出一幅幅乡间的人情风土画卷。如“脯红鸟事件”，不仅写出了河北民间玩鸟的风俗文化，还轻松地写出冯老兰的“老夫聊发少年狂”以及运涛、大贵两个孩子的不同胸襟和性格，虽酝酿已久，却举重若轻，引出朱严两家第二代人的形象。朱老忠的形象如果不用所谓“英雄”来衡量，那么，他的慷慨、豪迈、讲义气、有远谋、急人所难等等农民好汉的脾气，通过点点滴滴的语言和细节还是表现得很鲜明的。还有些次要人物也写得相当精彩，那严老奶奶，无数次唠叨着自己的悲惨遭遇，最后怀着对走关东的丈夫的急切盼望死去。那春兰，是当代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农村闺女形象之一。她与运涛的相爱过程，从两小无猜到以身相许，再到忠贞不渝，都写得朴实无华、真挚动人，表现出在北方保守的伦理环境下农村姑娘对新生活的向往和美好感情。作品中写得最美的段落大多与春兰有关，在浓郁的村野气息中，饱含着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眷恋。